貿協「台灣貿易史」新書發表會

(本報訊)早從史前時代，對外貿易就是台灣經濟的重要一環。進入歷史時代之後，對外貿易更是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要素，而且越接近當代，對外貿易的影響力也越大。歷史可以鑑古今，可以知興替。而外貿協會作為協助台灣廠商拓展國際市場的機構，除了扮演外貿的推手外，對於台灣目前對外貿易沒有較完整的通史性著作，也深有所感。因而決定促成以台灣為主體之「台灣貿易史」撰述，俾供世人瞭解台灣自有歷史記載以來之貿易發展脈絡，並進而思考台灣對近代世界文明之貢獻，及其存在之價值。而透過歷史的經驗，也有助於外貿工作決策的參考。
本計畫進行之初，係由外貿協會同仁自行蒐集資料撰述。惟為求內容更臻完善，爰委請政大台灣史研究所薛化元所長及其研究團隊負責這項任務。該團隊以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相關教師為骨幹，共邀集九位在相關領域學有專精之學者及十餘位研究助理，投入一年的時間來完成本書。在本書的架構上，根據時序分日治之前、日治時代及戰後至今三大部分，並參考史學方法中的「與現代淵源」的標準，採取「略古詳今」的論述方式。

台灣歷史發展具有海洋島嶼、多元族群、移民社會、歷經殖民統治、快速近代化及國際化等諸多特質，此皆與緣自海島地形蘊含而生的海洋性格息息相關。而位居東亞交通的要衝，更影響台灣早期貿易的發展。史前時代，台灣島上的住民已跨海發展出與澎湖間的石器交換行為，出產於東部的玉製品也透過海運通路在島內外形成運銷體系，北部的十三行人更與中國、日本海商進行貿易活動。荷據時代之前，中國、日本海商與海盜活躍於東亞海域，台灣即是其重要的貿易地點。而荷蘭、西班牙在台灣進行殖民商貿經營，台灣因此被納入世界經貿體系的運作之中。驅逐荷蘭的鄭氏政權乃積極開展與日本、南洋諸國及英國東印度公司等的海上貿易活動，台灣仍維持著東亞海域重要貿易轉運站的地位。直到清帝國統治時期，才轉而以台海兩岸的經貿關係為重心。然而，十九世紀後半，台灣開港後，以茶、糖、樟腦為貿易商品的重心，台灣商品由此重回世界經貿的舞台。

日治時代，日本帝國為了強化與台灣的經貿聯結，在台灣推動近代資本主義的基礎建設，並居於其需要推動以米、糖兩大商品性農產品為主軸的經濟貿易發展。在殖民體制之下，台灣的近代化建設也有相當的開展。1930年代南進政策確定之後，台灣工業化的推動，以及對華南與南洋貿易的擴大與展開，都促使商品貿易的交流更為多樣化。二次大戰結束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，延續日治末期的統制經濟。面臨政治與經濟體系轉換期的台灣，物資缺乏，對外貿易嚴重衰退。

1949年台灣進入戒嚴時期，由戒嚴與動員戡亂複合而成的非常體制，從此長期支配台灣（經貿）的發展。同年年底中華民國政府遷台，在此前後自中國大陸來台的一百多萬軍民，也成為影響此後台灣發展的要素。除此之外，在台灣長期經貿發展的脈絡中，這一年也是戰後台灣脫離中國經貿圈的關鍵時刻，台灣與日本、美國的貿易關係成為此後數十年，台灣經貿關係的重心。

1950與1960年代，在美援的挹注及農產加工品外銷取得外匯的支持下，台灣經濟完成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的發展，台灣工業於此間更有顯著的成長。公營部門雖自戰後以來，根據政府政策，即成為台灣經濟的重心。不過，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，民間部門的經濟活動愈來愈大。就製造業而言，民營企業的產值所占比例，1960年超過58%，1965年達71%，1972年達83.5%，顯示出台灣民營企業已然抬頭的趨勢。197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喪失聯合國席位及隨之而來的外交孤立處境，需要強化內部統治的合法性，加上遭逢兩度石油危機，主政者乃將已在進行或新規劃的重大建設併稱為「十大建設」，作為施政主力，並成立外貿協會整合貿易推廣機構協助廠商拓展外銷。與此同時，台灣集團企業逐漸形成，中小企業（尤其製造業）則自主發展展現其濃厚的出口傾向，進而奠定其對台灣對外貿易的貢獻。1980年代以後，台灣雖然一方面不斷地累積對外貿易順差；但是另一方面，受到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，產生了經貿改革的壓力。由於1980年代初期美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，為解決赤字問題，要求貿易對手國（尤其是日本）實行貨幣升值與開放市場等措施。在此壓力下，台灣加速經貿自由化的腳步。同時，原來的「日-台-美」三角貿易結構也開始產生變化。

1980年代末期後，台灣經貿史上發生了兩件重大事件：首先，1987年戒嚴結束，除開放對中國的間接貿易與投資，亦強化與鄰近國家的經貿依存度；其二，2002年台灣加入「世界貿易組織」，台灣經貿發展國際化與自由化，促成國內產業的調整。

回顧台灣經貿的發展，對外貿易始終扮演關鍵角色。著眼歷史經驗，「經貿立國，走向國際」是台灣長期以來賴以生存發展的軌跡，如何發展特色產業、提升經貿競爭力、分散投資及市場，避免過度依賴的風險，應是我們在面對未來經貿變局時，值得深思慎慮的課題。